關(guān)鍵詞：突破

        領導力（leadership）和管理（management）一樣，都是來自西方的概念，是非常現(xiàn)代化的詞匯。我們耳熟能詳?shù)念I導力理論有很多，在西方的管理學界，各種理論你方唱罷我登場，創(chuàng)新不斷、層出不窮。然而領導力是否就是西方的獨角戲呢？在倡導中華文化自信的當今時代，我們不禁要問：中國文化中是否存在領導思想和管理智慧？或曰，是否存在一種“中國式領導力”？

中國式領導力為什么存在？

       我們不能否認一個事實，那就是只要有群體存在，就會產(chǎn)生領導和管理的實踐活動。因此人類作為群體性動物，從誕生之初到逐漸形成了部落、家族、城邦、民族、聯(lián)盟乃至國家和社會，整個發(fā)展過程中，必然存在著領導和管理活動。小到子女、家庭、氏族的引領，大到部落、諸侯、國家的治理，再到商業(yè)、聯(lián)盟、戰(zhàn)爭等各種人類活動，莫不如此。從這一認識出發(fā)，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最為古老的民族之一，其領導和管理的實踐活動也就必然地貫穿在整個民族極為漫長的發(fā)展成長過程中，中華大地的先民們關(guān)于領導和管理的實踐和思考，可以說已經(jīng)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了。輝煌燦爛的中國文化中必然蘊含著極為豐富的領導思想和管理智慧，只不過在中國的古籍經(jīng)典中并未明確出現(xiàn)諸如領導或管理之類的現(xiàn)代詞匯，而多是用“治理”、“治道”等詞匯進行表述。

       因為人類的群體性特征，而人類個體因為自身能力和所擁有的資源的不同，導致其在群體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會有所不同，于是在人類歷史上很自然地發(fā)生了階級和社會分工，并由此正式地區(qū)分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的古圣先賢孟子就是用勞心和勞力兩個淺顯的詞匯區(qū)分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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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重農(nóng)輕商”，商人的地位數(shù)千年來幾乎都上不了臺面，明清兩代時期的微商、晉商，即使輝煌鼎盛、富可敵國，其社會地位依舊排在“士農(nóng)工商”的最末端。所以古時徽州人家雖經(jīng)商致富，卻仍然會懸掛諸如“幾百年人家無非行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讀書”的牌匾，以勉勵家族后代求學入仕。正因為這一原因，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導和管理智慧幾乎都是在仕途政治和社會治理領域，古圣先賢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也更多地體現(xiàn)在帝王將相、士大夫階層的治國理政之道中。例如大家耳熟能詳?shù)囊粋€故事，相傳在宋朝年間，開國宰相趙普乃是一代功勛之臣，其號稱“《論語》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這就是“半部論語治天下”這一說法的來源。由此可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領導和管理智慧是備受國人推崇的。

       雖然中國自古以來的治理道術(shù)多是在治國理政的社會政治領域，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領導和管理的智慧是相通的，中國古圣先賢的思想并不會因為其主要針對政治和社會治理領域，就不會對現(xiàn)代的商業(yè)組織管理產(chǎn)生價值。相反地，這些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被世代傳承和發(fā)揚的智慧的結(jié)晶，現(xiàn)在已經(jīng)逐漸在現(xiàn)代社會中閃耀出璀璨奪目的光芒，熠熠生輝！

        綿延數(shù)千年的中華文明毋庸置疑地蘊含著極為豐富的領導智慧和管理思想，雖然這些思想和智慧并沒有被冠以“領導”和“管理”等現(xiàn)代詞匯的名稱，但是數(shù)千年來中國人在日常的生產(chǎn)和生活中自覺不自覺地應用在我們的實踐活動中。正所謂“君子之道費而隱，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迄今為止，學術(shù)界也基本沒有旗幟鮮明地提出過中國式領導力的概念。

德治與法治：中國式領導力的陰陽平衡

       中國文化中的治理之道，極為典型的是古中國的“皇帝王霸強”五種形式。“皇道”指上古三皇時代（燧人、伏羲、神農(nóng)）的無為而治；“帝道”是指五帝時代（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的德教之道；“王道”是指三王時期（舜、禹、文武周公）的仁政之道；“霸道”是春秋五霸（孔子修訂《春秋》謂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的法治之道；“強道”指的是強秦專任嚴刑峻法的刑殺之道。古中國“皇帝王霸強”治理之道的歷史演化過程，明顯呈現(xiàn)出從德政、仁政向法治和刑殺的轉(zhuǎn)變。可以看到，后世歷代君王的治理之道，無論是“人治”、“法治”、“德治”、“禮治”等各種政治主張，無不是在“德治”與“刑法”的兩種理路上尋求平衡，或德主刑輔，或刑主德輔，或先刑后德，或?qū)Ｈ涡虤⒌鹊龋缤袊鴤鹘y(tǒng)哲學的陰與陽，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兩面相互交融、此消彼長、相生相克。所以，中國文化中的豐富的領導和管理思想和智慧就在于“德”與“刑”兩者之間的陰陽平衡，因為“孤陰不生、獨陽不長”。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刑法或法治并非中國傳統(tǒng)法家學派所獨有的思想，事實上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學派的基本概念。法家學派擯棄仁德之政而專任刑法，這一點較為常見，而儒家學派力主道德教化之功的同時，在入世應用中并沒有否定和擯棄刑法的概念。儒家學派主張的是先德后刑、德主刑輔。

       孔子說：用政令來治理，用刑法來整頓，老百姓只求能免于犯罪受懲罰，卻沒有廉恥之心；用道德引導百姓，用禮制去同化他們，百姓不僅會有羞恥之心，而且有歸服之心。

        孔子說：禮樂不能興盛，刑罰的執(zhí)行就不會得當；刑罰如果不恰當，百姓就會不知所措。  

       從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的這些言論中，我們可以清晰的認識到，法治、禮治和德治，一直以來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貫主張。而孔子在現(xiàn)實世界中的具體做法更是如此，在孔子出仕擔任魯國舉足輕重的政治職位時，有三件重要的歷史事件說明了這一點，一是誅少正卯；二是夾谷之會；三是隳三都。

      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從思想言論到施政行動都是主張德舉刑備的，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儒家思想所支持的“王道”治理之術(shù)，其實是一種包含不離于“法治”的“德治”和“禮治”之路。但需要明確的一點是，儒家思想中的“法治”并非法家純粹的刑殺概念，而是一種受制于仁德禮義的法治概念。

       由此可見，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主流學派的儒家思想，其所倡導的是一種以德為先、德主刑輔的治理之道。所以傳承至今的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其所蘊含的領導和管理思想就天然地有了一種反求諸己的內(nèi)求力量，它所倡導的正是一個領導者必須首先德行端正，才能夠引領和教化他人。

未完待續(xù)......